用以自救其过，即用以寡天下之过。

认为行仁义天下就会归附，这是理势之必然，而且是不想这样都不行的，强调了行仁义达到的结果的必然性。天理代表着亘古不变的道德原则与规律，理势则是这一原则在某个具体情态下的趋向与导向。

从理上看，行仁义而天下归之有其必然性。朱熹赞同柳宗元从势的角度讨论封建，他说：子厚说‘封建非圣人意也，势也，亦是。封建有难制之势，而循一定之理则可以制，他举了古今之例对理与势的这种张力进行分析。② 以上，我们分析了朱熹理势思想的主要用法，除了这些表述外，他还有理势之宜然等理势合说的用法。《孟子》作为四书之一在朱熹那里具有重要的地位，然而对于其中对封建问题的论述，他却不太同意，认为先儒说孟子所论乃夏商以前之制，《周礼》是成王之制，此说是了。

相对于自然之理，二程较少使用自然之势这样的概念，而是更侧重于强调理与理表达的规定性。理势之自然中包含的法则与规律的含义，还体现在理势之必然理势之当然等用法上。朱子的看法，既结合了张载、二程的学术传统，又体现了人的直觉经验，故而有了新的认识。

他扭转了一个重要的关节点。以《中庸》言之，若其已发，则即发为喜怒哀乐。其一，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往往行而未知，并不知道其行为会如何实际造成伤害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所谓道心，就是能够实现善的意向和意识。

性是一个体，可谓之性体。而心如何能认知善恶，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。

当然，在实际生活中，人又能够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来规避这个危的问题。内容提要：在人之为人的心、性、情、意的本体序列中，我们可以就朱子的理路而将此一本体序列动态的整合与深化。同时，只有允执厥中，高度自觉，才能将行善之本加以充实，开发为用，实践为行。他既整合了两宋理学家对心的认识，又重新系统而深刻地探讨了中国思想史上所涉及的心之概念的含义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创化之理又是道。朱子的相关论述，可被归纳为两个方向，即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[11]188。就宇宙本体论而言，朱子也探讨了性与理的关系。基于他的论述，我们乃意识到，并不一定要以性来包含心、演化成心，反过来，心在活动之后，能发展成为心之体，那么，其就能以性为体、以情为用，形成了心性情三分的学说。

从宇宙论的角度看，人之生命的出现，更可以被视为是善的意义之所在。而这种能力有一定的方式、方向，具备目的性。

天地之体加以阴阳变化，则形成了万物之体，也就形成了人。当然，必须承认的是，即便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，心与性之间仍有着密切的关系，难以割裂。

因此，在早期儒家学说中有着这样一种古典的论述：心是性的表达。在《解蔽》篇中荀子明白地提到：心者，形之君也，而神明之主也。能继承生命的本源，并将其发挥下来，持续地发展其内在的能力、表达其内俱的德性，这就是性，而从其根源上讲，这又是善。以我观之，心是性的一种流露，而这种流露又以情的方式得以外在表现。如果人在活动中带有本体之善，那么在正常的日常活动中，人心就是道心。按照朱子的理路，因为心中有理，所以人能借由心的知觉能力而认识个别事物。

因为，在我们正常生活里的一般欲念，也无所谓危。在《孟子》处，既谈了心，也谈了性，且此二者在孟子看来是一种统一的关系。

它们都可以被条件化，故不能说有主宰。进入专题： 朱熹 。

其二，人也可能不自觉地展开私欲而忘记他人。心除了有知觉力与主宰性外，还有一种理性判断的能力，这种能力是与单纯的知觉力相区别的。

此即他在注解《大学》时所提到的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明矣。性同样也兼具气的成分与理的成分。通过整合先秦儒者与二程的观点，他实际上有着如下这样的理路。而且，《大禹谟》此处主要是在辨析人心与道心的区别，所称的人心侧重于人心之可能违反道心的角度，所以乃作此语，实是在强调人不能把人的自然之心转化成道德之心时所引致的问题。

不过，这样也改变了某种对心性之间内在结构的认识。所谓的善是什么呢？善就是人们所共同自觉肯定的道德行为规范。

[1] 到了宋代，胡宏对这种古典的论述有了新的表达，认为性是体，心是用。二程说的性即理，此理是一个广泛的、整体的理，而广泛整体的理，自然也存在一个如何呈现为具体个别事物的问题。

其本在一个创化的过程中，乃能形成天地之体。喜怒哀乐犹然是和自然性相关的，那么，自然性如何与道德性建立关联、形成转化，就尚需要深刻的分析与探讨了

‘玄也者，取乎幽冥之所出也。(42)旧话语体系中的中心词翻转为边缘词，从而为话语之开新让出空间。然而，郭象的本意似乎是讲，唯有独化之极至才能达到相因之功。郭象注：以死生为昼夜，旁日月之喻也。

在此意义上，经典阐发活动同时就是一种特定的精神修炼。回应时代问题，乃是经典阐发试图对现实有所为。

如《德充符》从命的角度齐同死生存亡、穷达贫富、贤与不肖、毁誉饥渴寒暑诸物：死生存亡，穷达贫富，贤与不肖，毁誉饥渴寒暑，是事之变、命之行。我们不妨把阐发这个词术语化，专指即述即作这一特定的对经典进行创造性诠释的方式：寻求述与作之间的中道，即述即作，创造性地朝着诠释者特定的哲学方向忠实地阐发经典(在郭象那里则是《庄子》)的义理潜能。

阐发需要阐发者与经典文本之间的视域融合，需要阐发者实现自身现实与经典之间的对话，化解经典自在性与当下时代牵引力之间的紧张，最终将经典实实在在地据为己有：既能通贯地诠释经典，又能有效回应时代问题。就自得而言，万物是一样的。